结婚那天被婚车放鸽子

　　“怎么能花那么多钱”

　　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。当年因“文化大革命”没能升学，也没有分配工作。1968年启动“上山下乡”的时候，我参军入伍了，在部队服役五年。准备提干的时候，我综合考虑家中情况，复员分配到上海铁路局，一直在党务部门工作。

　　1976年5月19日，经人介绍，我认识了我的爱人。她是上海某厂党支部副书记，父母是参加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。当时申请结婚时还要去政审，我俩的情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接着就开始筹备婚礼。我们的婚礼定在1979年1月20日。婚礼前半个月拍了结婚照，当时照相馆刚刚有出借西装和婚纱的业务，大概一共九元钱吧，照片上的西装和婚纱就是租来的。我是全家子女中第一个结婚的，我父母就将房子隔出11平方米作为我的婚房，还置办了一套新家具，一共花了470元，有大橱、桌子、椅子等。

　　我俩的喜宴定在提篮桥附近的北京饭店，饭店说有规定结婚最多定六桌，我们也就只办了六桌。酒席的菜式得按统一的标准来，每桌价格30元。我们私下找饭店里认识的人沟通，给我们加了几个菜，显得级别稍高一点。婚礼当天没有司仪主持仪式，就是新人在现场稍微讲几句话，再跟亲朋好友敬酒。每位来宾给的红包大约10元，按当时的行情还算蛮多的，相当于青年工人月工资的1/4。

　　一般“老三届”人包括我爱人的工资都是36元，我在铁路系统工作，工资稍微高一些。我结婚时工资是50.5元，还有附加工资4.5元，再因工作表现好，给了我2%的加薪，因此在结婚的时候没有吝啬，花了不少钱。婚后，曾有领导问我结婚总共花了多少。我是记了账单的，总共2500多元，领导说：“怎么能花那么多钱！”

　　婚礼当天婚车却没来

　　时下的小青年结婚，婚车是标配。但在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新郎要是能够有一辆婚车接新娘到饭店是十分“扎台型”（沪语：很有面子）的事，但这件事又谈何容易。当时出租车刚刚出现且数量极少，即便去出租车公司预订，也不一定排得上号。恰巧，我一位复员的战友被分在出租车公司当驾驶员，他拍着胸脯说可以和车队领导请假半天，婚车的事包在他身上了。

　　婚礼一天天临近了，有同事问我有没有请摄影师，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，一定要留下倩影，以后可随时拿出影集观赏，回忆那甜蜜的瞬间。同事还说认识一位得过奖的业余摄影师，可免费现场拍照，但须派车相接，以示尊重。于是我和结婚当天开婚车的战友商定：结婚那日先用婚车送我的同事和摄影师到饭店做准备，再到女方家接我和新娘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一安排还是出了问题。当日下午，我身着崭新的毛呢中山装，打扮得焕然一新，早早来到妻子家，奉行完向双亲敬茶等礼仪后，让女方亲友先坐公交车去饭店，留下伴郎伴娘和我俩一起等候婚车。婚礼定在下午5点30分开始，婚车理应5点前到。结果，都到5点10分了也没有声息。我趴在四楼的窗户往下看，就是不见小车来。当时，没有电话，只能干着急，妻子说应该不会“放鸽子”（沪语：失信）的，我则祈祷可不要是出车祸了。时钟超过5点20分，不能再傻等了。我果断拉上妻子的手，招呼伴郎伴娘匆匆下楼，挤25路公交车去饭店。公交车挤得不得了，我爱人外面穿着呢大衣，里面是绸缎的短棉袄，大衣扣子也被挤掉了一粒。

　　婚车是超过五点半才到新娘家。原来是我那位主张请摄影师的同事，为讨好他未来的老丈人，要求我开出租的战友先帮他去火车站接一套景德镇的瓷器。不料火车晚点一小时，耽误了我和妻子的好事，留有遗憾。我丈母娘很不高兴，认为这个同事不讲信用，太“喇叭腔”（沪语：形容本来答应或承诺好的事情，结果没做好或做成）了。我的战友深感自责和委屈，索性开车回队了，但我还是请人骑车过去把他叫回婚礼现场。

　　每当想起此事，我总会感到欠了爱妻一笔“债”。当然，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们夫妻间感情。退休后，我俩每年都出去旅游。国内的新疆、青海、西藏，甚至海拔五千多米的珠峰大本营都爬上去过；国外包括美国、俄罗斯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还有北欧诸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等30多个国家也都去过了呢！